赠王桂阳别诗三首 其三

隔墙花半隐，犹见动花枝。
当由美人摘，讵止春风吹。

　　诗中露面的人物，仅有诗人一人，他正从一家花园的高墙下经过，尽管墙头的花朵半隐半现，却依然望见了因枝条受到牵动而引起的悠悠的晃动。诗人由此驰骋想象，他推测在墙的那一边，正有一位美人在摘花，而不只是由风吹的缘故。

　　此诗从第一句到第二句，一进一退。第一句是一个省去“尽管”或“突然”的让步副句，在文势上作一顿挫；第二句是一个省去“尽管”或“虽然”的让步副句，在文势上作一顿挫；第二句以副词“犹”字反接进行强调，文势振起。诗歌形象由“花半隐”的静态描绘随即转换成“动花枝”的动态描写。视觉形象上的这一跌宕变化，引起诗人心中的疑虑与猜想。故后两句由料想之词“当”字引出。诗人判断止于疑是之间，“当由”与“讵止”（岂只之意）一呼一应，情韵回萦，意味绵长。事实上，是否真的有美人在摘花呢？倒也未必。然而诗人想象如此，希望如此，即使读者也无不但愿生活中有过这样一个小小的插曲，在大墙内外曾经发生过如此戏剧性的一幕。

　　此诗不仅自身值得玩味，且对后世亦有所影响。《西厢记》写莺莺为约会张生，写了一首很有名的《明月三五诗》：“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后两句就可能受到刘孝威的这首《望隔墙花》的启发。苏轼的《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中写“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从墙里与墙外进行构想，或许也曾借鉴过此诗的思路。

　　《陈太丘与友期》全文仅有103个字，却叙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关于守信与不守信的一场辩论），刻画了三个有鲜明个性的人物，说明了为人处世，应该讲礼守信的道理。如此有限的文字，却包含了这样丰富的内容，真可谓言简意赅了。如果不是在语言的精炼上造诣高深，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

　　《陈太丘与友期》的精炼语言，体现在文章的始终。一开头，文章以“期行”、“期日中”、“不至”、“舍去” 、“乃至” 等几个关键词语，把事情、时间、起因交代得清清楚楚，而且，在这些交代中，还把两个不同的人物形象（一个守信，一个不守信）一下子推到了读者面前。

　　文章的结尾，虽只客寥数语，但却字字生辉。“惭”、“下"、“引”三个动词，把友人知错欲改的心态及行为刻画得入木三分。对元方鄙弃“无信”的那股倔强劲儿，也用“人门，不顾”四个字，描绘得维妙维肖。就在最能体现文章中心思想的第二层 （子斥友人）中，尽管作者用了比开头和结尾要多得多的笔墨，但文字仍然十分精炼。单就叙述的句子来说，在叙述友人问元方时，由“问”到“怒”，感情急剧变化，充分表现了友人那粗鲁无礼的性格。而在叙述元方批驳友人的怒斥时，则选用语气平和的“答曰”、“曰”这类词，这对表现元方不惧怕友人的怒斥、知书达理、善于应对的性格，起到了绝好的作用。

　　《陈太丘与友期》的主题思想，主要是通过人物的对话来揭示的。这些人物对话，虽然只有三言两语，但句句都紧扣文章中心，紧扣人物性格，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文章写友人与元方的对话有三句。第一句“尊君在不？”开门见山，问得直截了当，毫无谦恭之意，初露性格的鲁莽。第二句“非人哉！”出言不逊，当着儿子骂父亲，这是不讲礼仪的行为，再露性格的粗鲁。第三句“与人期行，相委而去！”看似有理，实则无理。不自责自己失约误期的错误，反而委过于人，怒斥对方如约而行的正确做法，这就更加暴露出友人不讲道理的性格特征。

　　文章写元方与友人的对话也有三句。第一句“待君久，不至，已去。”这是针对友人的间话而答的。元方不是正面回答友人提出的问题，在，还是不在。而是先说“等君久”“不至”，再说“已去”，把父亲的 “去”与“等君久”和友人的“不至”联系起来。这样的回答，不仅把父亲为什么走说清楚了，为后面批驳友人的怒斥作了准备，而且话中有话，流露出对友人失约的反感。第二、三两句是对友人无理怒斥的反驳。第二句“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这是针对友人强调“期行”而说的。守信还是失信，关键在于“期日中”，“日中不至”，当然就是失信了。抓住实质，击中要害，

　　使友人失去辫驳的根据。第三句“对子骂父，则是无礼。”这是针对友人出言不逊而说的。在指出友人“无信”的基础上，又指出友人“无礼”。一步紧逼一步，把友人通到了无以言对的狼狈境地，以至最后不得不“惭”而“下车引之”。由于这些对话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因此，虽然只有短短几句，也可以看出元方—陈太丘性格的折光，是多么聪颖仁慧、知书达理。

　　《陈太丘与友期》一文细节微言、涵泳无穷。“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尺寸之间起波澜，与下文问答中“待君久不至，已去”“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 ”呼应。友人“问”“便怒”“惭”“下车引之”，一波三折。其间，先称 “尊君”，骤然口不择言 “非人哉”，人物情态，栩栩如生。元方“门外戏”、一答一日、“入门不顾”，应对自如，宛若成人，表现出鲜明个性与独立人格。不论是情节上的起伏变化，还是人物情态上的自然生动，乃至文字之下隐藏着的本真性情、坦率品质，都值得我们琢磨品味。

参考资料：

　　自宋玉的《高唐赋》、曹植的《洛神赋》之后，从两晋到南北朝，出现了大量以美人为吟诵对象的作品，其中南朝沈约的《丽人赋》可谓其中佼佼者。《丽人赋》之所以不能与《高唐赋》、《洛神赋》比肩，是它塑造的丽人远没有巫山神女及洛川神女的影响大。但丽人也是很光彩的。《丽人赋》之丽人乃南北朝艺妓的典型形象。中国的妓乐，两汉三国时期就很风行，但却是在宫廷贵族之间，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便伸展到了官僚富豪。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妓乐之风的一个高峰。从《丽人赋》等咏妓诗可以看出南北朝时期的乐妓已具乐妓之典形风格。

　　先介绍丽人所在之处，含蓄地指出了丽人的身份。从“狭邪才女”到“杂错花钿”，先写其容貌特点，后写其华美的服饰。“狭邪才女，铜街丽人”两句含有典故，前句出自古乐府《长安有狭斜行》，后世用“狭斜”街道指代娼妓居住之所；后句中的“铜街”指的是“铜驼街”，陆机《洛阳记》中有言：“洛阳有铜驼街，汉铸铜驼二枚，在宫南四会道相对。”后世用来指代城市内的繁华街道。用这两个典故，则隐晦地指出丽人本是娼妓的身份。

　　其后，沈约分别从静态与动态两个角度展开描写。“亭亭似月，嬿婉如春”，丽人姿容如皎洁的明月，神态仿如充满生机的春光，一静一动，既充满诗情画意，又把丽人的不同形象描绘得栩栩如生。丽人的容貌、神态已宛在眼前，作者又更进一步，通过香味、服装、首饰等现实中的细节，写丽人之美。

　　再从“响罗衣而不进”到“风动竹而吹衣”写丽人的到来。由静态转入动态，由对人物外貌的正面描写转入对情景的描绘，以期在有画面、有情节的场景中显现人物特点。走路时罗衣摩擦的簌簌声隐约传来，忽明忽暗的灯光将人影投射到地上，但是却并未看到人物登场。“响罗衣而不进，隐明灯而未前”两句，并未直接点出具体人物，却包含两位主角：一个是着罗衣隐明灯的丽人，一个是焦急等待中的男子。

　　丽人终于出场，她“中步檐而一息，顺长廊而回归”，在细微的动作描写中，丽人的踌躇、顾虑、矜持体现出来，而男子盼而不得的失落心情也隐约可察。

　　“池翻荷而纳影，风动竹而吹衣”，在满池荷花的映衬下，丽人窈窕的身影渐去渐远，轻风吹过竹林， 丽人轻薄的罗衣飘逸飞扬。荷花、竹林两个简单意象，共同构建出清新雅致的意境，并衬托出了丽人的动人姿态。

　　从“薄暮延伫”到最后，写了丽人夜半而来、天明而去的情景。丽人“薄暮延伫，宵分乃至”，出入时脸上含羞，面有媚态，锦衣飘飘，头饰摇摇。文中正面描写丽人的妩媚动人，又像是在以一直未出场的男子的视角欣赏佳人。

　　“来脱薄妆，去留余腻”一句，隐含一夜欢爱的信息，写出男子的留恋和回味。丽人离去时，“沾妆委露，理鬓清渠。落花人领，微风动裾”，这一幕情景美好而和谐，令人也不由得心生柔情蜜意。全文在意味悠长的情景中结束，引人遐思。

　　沈约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对丽人进行了多方面的细致描绘，并且摆脱了楚辞以来文人惯用“香草美人”寄托身世的传统，认为“美”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另外，文章文辞艳丽，对偶精工，显现出南朝骈赋富、轻、艳的特点。

参考资料：

　　这篇散文是作者向好友施从事描绘了故彰县附近的山景。文章首先总写勾勒全景，然后分镜头描绘山中的飞鸟归林和猿猴企水之景，春秋季节以及雨中之景，展现了山中变幻多姿的景象，流露出对美好的大自然的爱慕。全文寥寥数笔而极富情趣。

　　大然对于人类永远具有无比博大的内蕴，人类从自然界中获取了无尽的物质宝藏，也得到了刚柔并济的精神抚慰。人类如果离开了自然，那么它的生存是无法想象的。既然人类与自然有着如此不可隔离的关系，所以对自然也充满了各种感情，当人们以审美的眼光去观照自然时，自然就会展示出无限的魅力。由此人们创作出了不胜计数的文学作品来表现和赞美自然，南朝梁吴均给友人的这封小简，就是一篇出色的山水礼赞。

　　这篇小品描写了浙江故彰县附近的山景，寥寥数笔而极富情趣。这座青山“绝壁千尺，孤峰入汉；绿嶂百重，清川万转”，整个画面体现出刚健和秀丽相结合的美，实足令人陶醉。“归飞之鸟，千翼竞来；企水之猿，百臂相接”，作者在这里描写了飞鸟归林和猿猴企水这两个动景，它们的存在和活动给山水增添了蓬勃的活力。

　　“秋露为霜，春罗被径”，秋天和春天各有山景，无论是秋天还是春天，所显示的山景都带来一种以赏心悦目的享受。如果说上面的景色都有一种晴朗之美，那么“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两句就是借《诗经》中的名句来点染风雨中的山水，这时的山水别具一种略显伤感的韵味。其实，山水本身是无情之物，也无所谓美感，只是有了人的介入，才产生了情愫与美感，这是人与自然相沟通后所产生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可以从自然中得到启示和慰藉。

　　结尾两句说“信足荡累颐物，悟衷散赏”，在清纯奇丽的大自然面前，人们内心中的忧愁苦累都会被洗涤一清，陶冶了性情，舒展了心胸。尤其当终日为俗务杂念所缠绕时，一旦面对自然的山水，就更能感受到心灵的净化。难怪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在摆脱了污浊的官场的羁绊而回归田园时会产生由衷的愉悦，并发出“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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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开头就表现了边亭告警的紧急情况：“羽檄起边亭，烽火入咸阳。征骑屯广武，分兵救朔方。”敌方入侵的信息接连传入京城，汉军征集马队，屯驻广武，分遣精兵，出救朔方。前两句“羽檄”、“烽火”用互文见义法，强化了军情的危急。后两句为一触即发的生死搏斗埋下了伏笔。

　　诗进而表现了胡焰嚣张，天子震怒的严重局势：“严秋筋竿劲，虏阵精且强。天子按剑怒，使者遥相望。”胡方利用深秋弓坚矢劲，大举入犯，汉方天子震怒，使者促战，相望于道。四句有力地暗示一场激烈的战斗即将展开，很能唤起读者的兴趣。

　　接着用两联工整对句极写汉军准备投入战斗的壮阔场面，颇有先声夺人气势。“雁行缘石径，鱼贯度飞粱。箫鼓流汉思，旌甲被胡霜。”石径迂折，飞粱直跨，大军行进，秩序井然。但闻箫鼓中传出汉军的豪情壮思，旌甲上沾满胡地的霜露雪花。前两句用雁行、鱼贯两个比喻刻画汉军跋涉辛苦，纪律严明的英雄风貌。后两句则突出将士们战胜恶劣环境的大无畏精神。缘、度、流、被四字，分别起了传神点睛作用。

　　然后着重描写进入实战状态时气候剧变的特殊情况：“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疾风冲塞而起，沙砾满天飘扬。战马瑟缩，不能奔驰，劲弓冻结，难以开张。这四句把边塞风光与战地生活紧紧衔联，很自然地为英勇顽强的壮士安排好一个典型环境，使他们在艰苦条件下表现的可贵战斗精神有效地得到显示。

　　最后四句是全诗的精华：“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自古以来的忠节之士，都是在严峻考验中察“见”和“识”别出来的。他们必须在紧急关头付出最大牺牲。诗人用《九歌·国殇》礼赞勇武刚强、死于国事的“鬼雄”的辞语，颂扬为国捐躯的壮士，寄托了他对英烈的无比崇敬之情。这两联流传万口，几乎成了封建时代衡量忠良行为准则的诗句，产生了鼓舞人心的力量。

　　此诗在思想与艺术上能达到较完美的统一，是由于紧凑曲折的情节，不断变化的画面和鲜明突出的形象在诗里得到了有机的结合。其中紧凑的情节，更起了重要作用。它由边亭告警，征骑分兵，加强防卫，进而写到虏阵精强，天子按剑，使者促战。然后着重写了汉军壮伟场面和战地自然风光。最后以壮士捐躯，死为国殇的高潮作结。

　　贯串于上述紧凑情节中的，是各种生活画面，如边亭、咸阳、广武、朔方、虏阵、胡霜，包括了胡汉双方的广阔空间。活跃其中的，有交驰的羽檄，连天的烽火，雁行的队列，鱼贯的军容，箫鼓的节奏，旌甲的辉光等。尤其是疾风起，沙砾场，马瑟缩，弓冻凝的边塞风光画面，“神气光舞”（陈祚明语），“分明说出边塞之状”（朱熹语），更为此诗增添了艺术光彩，是鲍照表现边塞生活的重要艺术标志。

　　上述画面从多角度进行描绘，而位于其中心的，则是壮士的英雄群像。不只征骑、分兵、缘石径、度飞粱、吹箫伐鼓、执旌被的严峻时刻，他们的形象也十分耀眼。尤其是时危世乱之际表现的忠节，更突出地闪现了英烈们为国献身的思想亮光。

　　鲍照没有边塞生活的直接经验，却写出了成功的边塞作品，很可能是因为他善于把自己积累的北方边塞生活的间接知识和前辈作家的创作经验艺术地结合起来，他能自出心裁，自显身手，为南朝诗坛开出一朵奇葩，说明他对庄子《逍遥游》“有待”、“无待”的境界，是很领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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